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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杜鹃花

日期:2018-01-14 13:38:24

中国对杜鹃花的认知与成就简史

西汉年间,羊踯躅(Rhododendron molle)被首次以文字形式记载于著名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至少已有2100多个年头。这种有毒的、开着黄色小花灌木,开启了我们祖先对杜鹃花类植物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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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踯躅——我们祖先最早记载的杜鹃花

时间又过去1300年后,白居易这位出生于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而后以《长恨歌》与《琵笆行》蜚声我国文坛的伟大诗人又为我们留下了“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春时树;己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的这段颇有考据意义的文字。诗人在不经意间首次报道了有关映山红人工引种栽培并得以成功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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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山红——最知名的杜鹃花

映山红、山石榴、羊踯躅、闹羊花、西施花、满山红、山丹丹这类耳熟能详的花名,经常出现在中原文化的典籍之中,而“杜宇化鸟啼血成鹃”的传说则进一步将我们带到了7000多年前的那个古蜀国。迄今,四川郫县仍有一处始建于公元5世纪南齐时期的“望丛祠”,望帝杜宇的面目依然庄严。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锦瑟》中以一葵“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名句,概括了我国文人士大夫们对这段“亲民”悲情故事的经典诠释。杜宇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极端方式,塑造了自己也定格了杜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精神和文化内涵。

而在我国的民间,杜鹃花则通常寓意男女间的爱情。我国江南的镇江一带流传着一位善吹排箫的后生与一位叫鹃子的少女之间所发生的悲情故事。他们在经历了与官家、帝王之间的种种纠葛与冲突后,少女沥血而死变成了一颗称为“五宝绿珠”的杜鹃花,而后生则幻化为鸟,整日绕着“五宝绿珠”吟唱“排萧般凄楚的挽歌”。杜鹃花在不同的民族中是爱情(汉、白、彝、傈僳、普米)、美丽(满、蒙、彝、怒、独龙)、勇敢(朝鲜)、圣洁(藏)、哀思(汉)的象征;而峨眉山的僧侣们则将杜鹃花尊为佛花,又名桫椤花。清人彭之吉诗云:“桫椤原是佛前花,开遍峨山灿若霞;不信佛身常住世,见花如见佛无差。”

自唐贞观元年(785年)镇江鹤林寺栽培杜鹃花肇始,宋代开始收集杜鹃花品种并在杭州庭院多见栽培(《咸淳临安志》1252);至明代的《大理府志》(1563)、《本草纲目》(1587)、《徐霞客游记》(1642)等刻本中都有关于杜鹃花的品种、习性、分布、应用、育种、盆栽等记载,《大理府记》中记载杜鹃花谱有47个品种,并育成五色复瓣品种,而《草花谱》记有蜀、浙(四明山)的杜鹃花品种;清代有了杜鹃花的盆景造型记载,至道光年间的《桐桥倚棹》(约1860左右)中提到了“洋鹃”,这说明外来杜鹃品种的引进栽培已经开始。

历史记载说明,我国是认知和利用杜鹃花植物最早的国家,在明朝及其以前我国在杜鹃花栽培、品种培育方面都先行于世界,尤其是历经2000多年积淀而成的杜鹃花所特有的精神与文化寓意,已深入华夏各民族的文明肌理。但遗憾的是,由于大明帝国及其以后长期的闭关自守,我们与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失之交臂。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爆发后,列强们才以极其另类的方式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对杜鹃花的认知还远远不够,而当一切真相大白时,杜鹃花作为“植物猎人们”的战利品早已“漂洋过海”。

“植物猎人”与中国的杜鹃花

迄今,在云南腾冲县城后的来凤山上,仍有一处林木幽深、俗称“渔翁撒网”的地方,静卧着三冢立着十字架的“洋人坟”。其中的一冢,就安放了大名鼎鼎的英国“植物猎人”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1873-1932)的灵魂。福雷斯特在85年前的一次野外猎鸟中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终年59岁。也有人认为,他的死与长期浸淫在高黎贡山的密林而身染热带疾病有关,甚至有人猜测与早先在腾冲一个叫大塘的森林中锯走了一段直径为87公分的大树杜鹃(Rhododendron protistum var. giganteum)树干标本有关。

无论如何,福雷斯特这位生于苏格兰福尔柯克、曾赴澳大利亚淘金11年而最终作为英国皇家爱丁堡植物园的职业采集者的探险家是中国杜鹃花走向世界无法绕开的大人物。终其一生,福雷斯特从1904年开始,先后在滇藏地区进行了7次重大的野外考察采集,历时28年。共采集植物标本3.1万余号、活植物材料1000多种,其中仅杜鹃花属植物就达400余号、200余种,如分类地位独特的朱红大杜鹃(R. griersonianum)、腋花杜鹃(R. racemosum)、刚刺杜鹃(R. setiferum)与粘毛杜鹃(R. glischrum),分布区狭窄的似血杜鹃(R. haematodes)、蓝果杜鹃(R. cyanocarpum)、苍山杜鹃(R. dimitrium),叶片巨大的凸尖杜鹃(R. pendulum),花色艳丽的大树杜鹃、绵毛房杜鹃(R. facetum)、亮红杜鹃(R.albertsenianum)与血红杜鹃(R. sanguineum),以及尊为高贵黄色杜鹃种类如硫磺杜鹃(R. sulfureum)、纯黄杜鹃(R. chrysodoron)、鲜黄杜鹃(R. xanthostephanum)与美艳橙黄杜鹃(R. citrinflorum var. horaeum)等等。尤其为高黎贡山的植物区系研究和杜鹃花属植物的资源收集与分类研究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为纪念他的功绩,著名的杜鹃花分类学家巴尔弗(Balf. f.)特别将其在迪庆高海拔地区采集到的一个杜鹃花新种命名为福雷斯特杜鹃亦称紫背杜鹃(R. forrestii)。1920年,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授予福雷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勋章”及许多荣誉,以表彰他多次远征中国和对植物界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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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弗雷斯特飞战利品之一——美艳橙黄杜鹃

另一位无法绕开的人物也是英国人,他出生于契平开普敦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从一位普通园丁成长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大门”的植物学家,他就是享誉盛名的亨利. 威尔逊先生(Henry Wilson, 1876-1930)。1899-1911年,威尔逊受聘于英国维奇园艺公司(Veitch & Sons)和美国哈佛大学,先后4次进入中国大陆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在前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一共收集了65000多份的植物标本(共计4500种植物),并将1600多种植物种子和切根带回了西方。这些植物包括了著名珙桐、王百合、猕猴桃,由他命名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种多达200种以上。据统计,威尔逊采集的杜鹃花活材料有60余种,其中采自于峨眉山的威尔逊杜鹃亦称皱皮杜鹃(R. wiltonii )即以其名字命名,著名的杜鹃花种类包括优良的育种材料喇叭杜鹃(R. discolor)与圆叶杜鹃(R. williamsianum)、稀有的鄂西杜鹃(R.praeteritum)、耳叶杜鹃(R. auriculatum)、四川杜鹃(R. sutchuenense)与岷江杜鹃(R. hunnewellianum)以及靓丽可人的美容杜鹃(R. calophytum)、腺果杜鹃(R. davidii)、芒刺杜鹃(R. strigillosum)、宝兴杜鹃(R. moupinense)与粉红杜鹃(R. oreodoxavar.fargesii)等等。1913年,威尔逊发表了他毕生最著名的专著《China Mother of Gardens》(《中国——园林之母》,1929年再版名)。为表彰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维奇公司特地用5块纯金片和41颗钻石制成了“黄色罂粟花”形状的一枚胸针作为对他的奖励,并被西方人誉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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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的战利品之一——岷江杜鹃

自从1808年我国的第一个杜鹃种(可能是我国早就栽培的映山红(R.simsii)引入英国后,我国的一些杜鹃花种类或品种(包括重瓣的品种)也陆续引进了英国。一些比较重要的采集者和事件还包括,1859年,罗伯特.福琼(RobertFortune,1812—1880)从我国的浙江山区采到了云锦杜鹃(R. fortunei),被西方园艺学家作为优良的亲本杂交材料,并认为对于“杜鹃栽培者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嗣后大熊猫的发现者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 (Armand David,1826-1900)于1867-1873年在川西宝兴等地采集,发现植物新种约110个,其中大卫杜鹃又名腺果杜鹃(R.davidii)就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一个花为紫色-血清色的常绿杜鹃新种;费伯(E. Faber)这位英国商人,共采集中国植物标本达3000-4000号,有115新属和新种,1887年到峨眉山与四川其他地方采集,金顶杜鹃亦称费伯杜鹃(R. faberi)以其名字命名;P. J. M. Delavay 法国天主教神甫,在滇川等地采集,于1895年不幸病死于昆明,总共采了20万号植物标本,约含4000种,有1500个新植物,其中马缨花(R. delavayi)以其名字命名;法兰克.金登-沃德(FrankKingdon-Ward, 1885-1958)在1911-1956共收集杜鹃花约30种。

随着15世纪延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进程,北美大陆上的20多种本土杜鹃花陆续进入了欧洲花园,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印度尼西亚热带高山上丰富的越橘杜鹃资源也进入欧洲人的视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人又轻易地征服了印度,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依据他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考察采集,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专著《锡金-喜马拉雅山区的杜鹃花》(The Rhododendrons of Sikkim-Himalaya,1849),该书附有精美杜鹃花及其他喜马拉雅山区的植物插图,赢得了人们高度赞赏,轰动了全世界。而一直到了1840年后清政府才被迫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率先由英国人罗伯特.福琼(1959)揭开了中国杜鹃花的“冰山一角”,继而引发了以后近百年国外探险家们对中国杜鹃花及丰富的园林植物的近乎狂热的逐求,精彩绝伦的杜鹃花世界全貌才真正展现在世人面前。否则,我们很难想象欧洲这个仅有9种乡土杜鹃花的大陆会成为杜鹃花的乐园。

世界杜鹃花及其产业

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于1753年建立杜鹃花属,该属由希腊文“Rhodon”(意为蔷薇色)和“Dendron”(意为树木)两字合成,中文译意为红色树木,即中国所通称的杜鹃花。

全球杜鹃花及其产业兴于“大航海时代”以后。现有资料显示,已经人工引种的原始杜鹃花种类大约在500-600种之间,约占全球杜鹃花种类的50%以上;而用于人工品种选育的种类仅占12.0–15.0%,以映山红亚属(Subgenus Tsutsusi)、羊踯躅亚属(Subgenus Therorhodion)等中小型半常绿或落叶类群为主,而种类和类群最丰富的常绿杜鹃亚属(SubgenusHymenanthes)和杜鹃亚属(Subgenus Rhododendron)的亚组级和种级的利用率分别为30%和15%,但其绝对数量较多。

目前世界上已育成的杜鹃花品种累计约2.5万个,其中高山杜鹃(常绿杜鹃)品种5000个左右。园艺学家通常将杜鹃花品种划分为春鹃、夏鹃、东鹃、西鹃和所谓“高山杜鹃”(常绿杜鹃)。“春鹃”泛指春季开花一类,主要是映山红类群中的春花品种,在我国利用的历史悠久;“夏鹃”指初夏开花的一类,以日本的皋月杜鹃(R. indicum)及作为亲本选育的夏花杜鹃为典型代表;“东鹃”则指日本及朝鲜的石岩杜鹃等3个品种及其与外来杜鹃的杂种,通常耐寒,花与植株小型,其典型代表为九留米杜鹃一类;“西鹃”或称比利时杜鹃, 在欧洲被视为“常绿杜鹃”,系指荷兰、比利时等国利用皋月杜鹃、映山红和白毛杜鹃等经反复杂交育成的一类花色艳丽、花期较长的品种;而“高山杜鹃”则主要指利用常绿杜鹃亚属的种质资源类型育成的一些叶革质、常绿、花叶硕大的品种类型, 其中产于我国的云锦杜鹃(R. fortunei)与圆叶杜鹃(R. williamsianum)在这类品种的培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一类“落叶杜鹃”,为北美洲及欧洲利用羊踯躅亚属类群经自然杂交或人工选育和杂交培育的品系。在欧洲被尊为最名贵的黄色杜鹃品种选育中,常用的17种原始杜鹃花有13种悉为我国原产(常绿杜鹃亚属4种、杜鹃亚属9种)。

在中国的杜鹃花登场之前,以欧洲、北美和日本原产的物种在杜鹃花选育中起着主导作用。在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末期,广泛利用的杜鹃花类群主要来自日本和产于北美的羊踯躅亚属及欧洲的极少量的常绿杜鹃与杜鹃亚属种类,其著名的研发地与公司主要分别有英国(切尔西花园 ChelseaGarden、克纳普山花园 Knap Hill Garden、皇家协会的威斯利花园 WisleyGarden、埃克斯伯里花园 Exbury Garden)、比利时的根特城、荷兰(考斯特M. Koster和逊尼斯Sons苗圃公司)、美国的明尼苏达、日本的久留米(Kurume)等。

随着罗伯特.福琼、亨利.威尔逊和乔治.福雷斯特等“植物猎人”给欧洲人带来的一次比一次更激动人心的惊喜,中国境内的大约400个左右的野生杜鹃种陆续进入欧洲。截止目前为止引种栽培中国原生杜鹃花最多的植物园依次有英国皇家爱丁堡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360种)、苏格兰布鲁迪克城堡园(Brodick Castle Garden, 250种)、苏格兰英威园(Inverwe Garden, 250种)、美国的杜鹃花物种植物园(Rhododendron Species Foundation and Botanic Garden, 200种)、被称为“欧洲的喜马拉雅”的苏格兰克瑞园(Crarae Garden, 220种)和美国哈佛大学的阿诺德树木园(Aronld Arboretum, 100种)。英国最成功的格林道伊克苗圃(Glendoick Nursery)从1920年开始引种中国杜鹃花,是著名的中国杜鹃花资源供应商;美国国家树木园(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boretum)则专门收集中国等地的杜鹃花杂交种;另外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国家杜鹃园(National Rhododendron Gareden)、德国大莱杜鹃花公园、法国巴黎博物院植物园以及日本、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国也收集了不少中国杜鹃花资源。

今天,无论我们徜徉在西欧、北欧及地中海与黑海沿岸,或行进于北美洲的东西两岸,甚至来到澳洲南端的墨尔本及与之毗邻的新西南,或同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国,我们都可以撞见中国杜鹃花以及他们后代的影子。看着那些硕大如树或矮小如苔的体态,那些红如马缨、黄如金阳或白如碧玉的花,那些革质的、纸质的或草质的叶片,你一定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好像回到了故乡,抑或是西南的高山,太白山与神农架的峻岭或南岭山麓。正如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的杜鹃花分类学家包尔弗说的那样,“福雷斯特从中国引进的很有价值的园艺植物,给英国的园林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也如威尔逊在其专著《中国——园林之母》写到的那样,“在整个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的任何地方,没有哪个园林不栽培数种源于中国的植物”,“正是这些植物在装点和美化着世界温带地区的公园和庭园”,“如果没有早先从中国来的舶来品,我们的园林和相关的花卉资源今天将会是何等可怜”。

有专家惊叹:在欧洲尤其是英国,你进入100个植物园,就有100个植物园引进栽培了中国的杜鹃花或其杂交后代;你进入100个苗圃,就有100个苗圃出售中国杜鹃花的杂交后代;你进入100个家庭花园,至少有90个会向你展示中国的杜鹃花。可以说,来自中国的杜鹃花颠覆了欧洲人的审美,也改变了世界园林。   

中国的杜鹃花——艰辛的路

1935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位来自于中国四川忠县的留学生方文培先生,发表了他的、也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有关杜鹃花的论文《中国的落叶杜鹃》(1935),此后接着发表了《近时采集的中国杜鹃花》(1939),此两篇论文总结了当时我国全部的杜鹃花资料,为研究中国杜鹃花植物奠定了基础,并提出了中国才是世界杜鹃花分布中心的论断。后来方先生于1980年主编的《中国四川杜鹃花》赢得了业界广泛赞誉。美国杜鹃花学会杂志(Journal of AnericanRhododendron Society Vol.41,No.4.1987)发表评论:“对于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及园林爱好者,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当得到它时,真是爱不释手”。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会刊(Rhododendrons with Magnlias andCamellias 1988~1989,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London)在评论中称:“此书内容丰富,超越以前的记载,是一部空前的著作,价值甚高”。

早在1936年,在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胡先骕、秦仁昌和陈封怀联手创办的庐山植物园时,就有意建立一个收集、研究与保育杜鹃花属植物的专类园。但由于继后10余年间时局动荡,庐山植物园的人马一度转移到了云南昆明,他们甚至在丽江的玉龙雪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基地,并对引种栽培杜鹃花做了一些尝试。但直到1980年代,庐山植物园与昆明植物园才再度联手获准了一个收集国内野生杜鹃花属植物资源的项目,并分别在两地初步建立了杜鹃花专类园,其收集的杜鹃花植物种类都曾分别超过300余种,但均因地理与气候条件的限制,真正成活的国产原始种类未超过100种。

1986年,横断山植物考察刚刚结束,一位年已半百的古植物学者带着尚未平息的激动,回到了阔别了30余年的灌县家乡,陈明洪先生发愿要建一座亚高山杜鹃花园。他早年就读于四川大学时,就深知老师方文培先生一直在倡导在四川境内建立一个中国杜鹃园。曾经在爱丁堡留学并从事杜鹃花分类多年的方先生当然知道,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将中国低纬度高海拔的杜鹃花引进高纬度低海拔地区成功的奥秘所在,也一定对我国宏富的高山杜鹃花资源难以走进中国的园林有独到的理解。高山杜鹃花属植物对极端高温和干燥环境有强烈的不良反应,我国南方夏季酷热难耐和北方降水与空气湿度普遍偏低的气候特征,注定了高山杜鹃在我国的利用绝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情。

1988年的一天,陈明洪先生在都江堰当地干部的陪同下,徒步进入了位于县城北面约30公里的龙池。1958年龙池曾作为一个劳改林场种植了大面积的杉木树,在那里还流传着有关大禹故里的传说,在海拔约1800米的地方有一处面积约20来亩的高位湿地,在稍高的地方尚有一处“龙王庙”的遗迹。据当地人说,只要到龙王庙遗址上敲锣打鼓,老天就会立降甘霖。最幸运的是陈先生一行在龙池发现了10几种当地杜鹃花属植物,其中包括阿尔芒.戴维 在宝兴采到的腺果杜鹃,亨利.威尔逊曾猎获的美容杜鹃、多鳞杜鹃(R. polylepis)、岷江杜鹃、喇叭杜鹃、问客杜鹃(R. ambiguum)等等。由此,陈先生初步断定这里应具备引种杜鹃花植物的良好条件。1996年,英国著名的杜鹃花分类学家D.F. Chamberlain首次涉足龙池便被其良好的引种环境折服,他毫不掩饰地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像龙池那样适合收集和栽培杜鹃花的地方了”。

华西亚高山植物园创立30余年来,先后组织了至少14次有关收集国产原始杜鹃花资源的野外考察采集,其足迹遍布藏东南、滇西、川西、贵北、秦巴山、南岭及武陵山地区,共采集植物标本2万余号,其中杜鹃花标本2000余号、400余种,收集引种杜鹃花活植物材料近1500份、获得人工繁殖苗木30万株、353种,并对170余种杜鹃花迁地保育的适应性开展了评价,并在有关中国杜鹃花地理分布型与部分种类的开花-展叶物候节律的研究中有所创建。近年来,还开展了30余种杜鹃花的自然授粉与自交的研究,通过对200个杂交组合的分析就5个杜鹃花亚属内及其亚属间的人工杂交开展了较系统的研究,为进一步揭示杜鹃花属植物的育性特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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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园的杜鹃花苗圃

每到3月下旬-6月中旬,华西园高山植物园龙池基地的山光杜鹃(R. oreodoxa)、石峰杜鹃(R. scopulorum)、腺果杜鹃、美容杜鹃、羊踯躅、映山红、多鳞杜鹃、问客杜鹃、毛肋杜鹃(R. augustinii)、云锦杜鹃、黄花杜鹃(R. lutescens)、百合花杜鹃(R. liliiflorum)、绿点杜鹃(R. searsiae)、巴郎杜鹃(R. balangense)、峨眉银叶杜鹃(R. argyrophyllum subsp. omeiense)、大钟杜鹃 (R. ririei)、绒毛杜鹃、长鳞杜鹃(R. longesquamatum)、团叶杜鹃(R. orbiculare)、大王杜鹃(R.rex)、白碗杜鹃(R. souliei)、卵叶杜鹃(R. callimorphum)、马缨花(R. delavayi)、露珠杜鹃(R. irroratum)、桃叶杜鹃(R. annae)、绵毛房杜鹃、粉果杜鹃(R. hylaeum)、大白杜鹃(R. decorum)、粘毛杜鹃、美艳橙黄杜鹃、越峰杜鹃(R.yuefengense)与喇叭杜鹃等50余种杜鹃花就会次第开来,园林气象已然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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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园盛开的杜鹃花

回首来路,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一朵杜鹃花承载了太多的爱与悲情、耻辱与激越、辉煌与艰辛、感伤与希望。2002年,陈明洪先生这位华西园的开创者于北京病逝,2008年曾10余年来追逐杜鹃花梦想的冯正波先生也在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中罹难,地震中消失的还有那20亩地的苗圃,那些源于云南和西藏的50多种杜鹃花。但随后的引种与培育又弥补和超越了过去的数量,中国与世界的杜鹃花事业将继续下去!

正如早年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一位学者曾经写道的那样:中国的花卉“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植物的类别,而且还体现在其被使用的方式和安排它们时显露的美学价值。……甚至在远东被用于园林和植物园中的象征手法,也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我们无需气馁,将继续前行——中国的杜鹃花仍将继续影响未来的世界。